华体会,华体会体育官网,华体会体育,华体会体育APP下载2005年，在云南河口的一个偏僻村落里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汉死死攥着手里那张来之不易的“身份证明”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，把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整得挺心酸。
这老汉不是别人，正是几十年前从对面“逃”过来的，明明只隔了一条河，为什么这几十万人宁愿当几十年的“黑户”，也不愿意回老家？
当年的越南，刚刚结束了那场耗时长久的战争，按理说，这会儿最该做的就是休养生息，让老百姓过几天安生日子。
可偏偏当时的越南领导人黎笋，脑回路跟正常人不太一样。他手里握着苏式和美式留下的装备，自信心爆棚，觉得自己已经是“世界第三军事强国”了。
这人一飘，就开始搞事情。他不仅在边境上对曾经的大哥——中国，龇牙咧嘴，还在国内搞起了一场惨绝人寰的“净化”运动。
你想想看，那些华侨在越南生活了多少代？有的家里往上数三代都是在越南种地、做生意的，早就把那儿当成自己的家了。
越南当局出台了一系列让人匪夷所思的政策，直接宣布没收这些人的财产。你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家底，不管是房子、铺子还是地里的庄稼，说给你收了就收了。
更离谱的是，他们还注销了这些人的户口，把人从城市里赶出来，要么去那种鸟不拉屎的“新经济区”开荒，要么就滚蛋。
那时候想离开越南，你得交“买命钱”。一个成年人要想上船或者过桥，得交12两黄金。
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，拖家带口，背着破烂的铺盖卷，哭天喊地地往中国这边跑。
如果你去查查当年的老照片，看看广西东兴的桥头，密密麻麻全是人头。那些人的眼神里，全是惊恐和绝望。
他们把一家老小的性命都押在一艘破破烂烂的小渔船上，在茫茫大海上漂着。运气好的，漂个十天半个月能看见陆地；运气不好的，遇到风浪或者海盗，直接就葬身鱼腹了。
短短几个月时间，就有超过20万难民涌入中国境内。到了后来，这个数字陆陆续续增加到了30万。
那时候改革开放才刚刚画了个圈，老百姓自己都还在勒紧裤腰带过日子，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。
要知道，当时国际上对难民的处理方式，通常就是那种“难民营”模式。找块空地，拉几道铁丝网，搭几个帐篷，每天给点救济粮，让人活着就行。
这种模式成本低，以后要遣返也方便，说白了就是把人圈养起来，等风头过了再送回去。
中国政府当时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：“都是受苦人，来了就是客，咱们不搞难民营，咱们给家！”
中国不在边境设铁丝网，而是直接动用了南方好几个省的资源，包括广西、云南、广东、福建、江西等地，腾出了263个国营农场。
据统计，中国为了安置这30万人，前前后后砸进去几十个亿。那是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的几十个亿啊！
有个细节特感人。当时很多难民刚到中国，浑身是病，衣服都烂成了布条，一个个瘦得皮包骨头。
当地的中国老百姓，看着心疼啊。自己家里平时都舍不得吃肉，却把下蛋的老母鸡杀了，给难民补身子。
有的难民孩子没衣服穿，当地学校的老师就发动学生捐衣服，把自己的旧衣服洗得干干净净送过去。
在云南河口的老凹厂村，原本就是一片荒山野岭。难民来了之后，政府发锄头、发种子，手把手教他们种香蕉、种橡胶。
这些难民也是争气。他们大多本来就是勤劳的农民或者手工业者，有了地，有了工具，那就甩开膀子干。
没过几年，那些曾经荒草丛生的农场，愣是被他们开垦成了良田。香蕉林、橡胶园、菠萝地，一眼望不到边。
到了1987年，这些难民的生活基本都步入了正轨。统计数据显示，当时安置难民的44个农林场里，已经有25个开始盈利了，难民的人均收入也达到了300元。
这种“生产安置”的模式，成了后来联合国难民署口中“世界上最成功的难民安置案例之一”。
世界格局发生了巨变。苏联解体了，越南也没了靠山，只好从柬埔寨撤军，老老实实搞发展。
按照国际惯例，难民危机结束后，难民是应该遣返回原籍国的。毕竟仗打完了，所谓的“政治迫害”也没了，大家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，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。
当工作人员去各个农场摸底，问大家愿不愿意回越南时，绝大多数难民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。
“我不回，当年的房子早没了，地也没了，亲戚朋友都死绝了，回去喝西北风啊？”
他们出生在中国，长在中国，喝的是长江水，吃的是中国米，满嘴都是流利的普通话或者当地方言，连越南话都不会说。
“我的家就在这儿，我的同学、朋友都在这儿，你要我回那个从来没去过的‘祖国’，那不是开玩笑吗？”
这就导致了一个很奇葩的现象：这30万人，生活在中国，工作在中国，不管是生活习惯还是文化认同，完全就是中国人了，但兜里揣的，却不是中国的身份证。
他们成了“事实上的中国人”，但在法律层面，却处在一个尴尬的“灰色地带”。
这就像是住进了亲戚家，住了几十年，大家都把你当家里人，你也把这儿当家，但户口本上始终没你的名字。
打工也没人敢要，正规工厂都要看身份证，他们拿不出来，只能去干那种最累、最苦、工资最低的黑工。
很多难民子女，明明读书成绩很好，考上了大学，却因为身份问题，录取的档案投不出去，最后只能窝在农场里继续种地。
虽然没有那张卡片，但中国政府并没有亏待他们。在医疗、教育这些基本民生问题上，其实早就给他们开了绿灯。
中国政府也意识到，这么拖着不是个事儿。这些人早就跟当地融为一体了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硬要分个彼此，根本不可能。
虽然籍贯那一栏可能是空的，或者写着特殊的备注，但这就意味着，他们终于被国家“认领”了。
在云南河口的一个难民村，村长带着全村人放鞭炮庆祝。他说，这辈子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能堂堂正正地说一句：“我是中国人。”
现在的云南、广西边境，你要是去那些曾经的难民村转转，你会发现，根本分不清谁是难民，谁是原住民。
他们说着一口流利的当地土话，住着跟城里一样的小洋楼，开着小汽车去城里做生意。
甚至在有的村里，难民选出来的村干部，比本地人还威信高。他们带着大家搞种植、搞养殖，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
联合国难民署的官员来考察时，看到这景象，直接竖起大拇指：“这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难民安置案例，没有之一。”
那难民危机闹得，整天为了收不收、收多少吵得不可开交。今天这个国家修墙，明天那个国家驱逐，难民在边境上受冻挨饿，成了政治博弈的牺牲品。
你说当年越南那个黎笋政府，费尽心机，搞什么“净化”，把这几十万勤劳肯干的人当垃圾一样往外扔，以为是甩掉了包袱，占了便宜。
在广西的北海，当年的难民渔民，现在成了远洋捕捞的主力军；在云南的橡胶农场，难民的技术员种出的橡胶质量那是顶呱呱。
而那些在绝望中被接纳的人，用四十年的时间，证明了善良和包容才是最强大的力量。
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黎笋，早就成了历史书上的一行字，而这30万“新中国人”，正在这片土地上，过着他们热气腾腾的好日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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